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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05 | 1 市监狱新犯人“学习班”靠“逼供信”，检举揭发出来的大批案件查无实据，监狱干部
的成绩受到有关部门质疑。市监狱改造犯人绝招“学习班”举办次数减少，期限缩短了
，多数新犯人也不像以往那样滔滔不绝、故作惊人的表现了，我这个记录员“业务”清
淡不少。监狱里也作了编制大调动，我离开了六中队，被调到专关押大刑犯的一中队老
残病弱楼面，做一些“拆纱头”的轻微劳动。我在第三小组当组长，第四组最后一间牢
房就单独关着所有犯人都知道的特殊人物，上海天主教主教龚品梅。当时楼面上还关了
不少判重刑年迈的宗教名人。
我小时曾从父亲嘴里知道，龚品梅十九岁进神学院、二十九岁当神父，长期任著名教会
学校震旦附中的校长，在上海是个有名望令人尊敬的主教。而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三哥告
诉我，当时天主教里有句话“全国看上海，上海看震旦”。震旦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
前身）曾培养出无数基督精英，可惜大多数人遭劫难。1950年，梵蒂冈任命龚品梅为上
海、南京、苏州三地主教。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一个尖锐激化的矛盾，共产党组织了新的
爱国教会，要主教龚品梅脱离梵蒂冈接受“三自革新”会领导，可是不识相的主教抵制
政府对天主教的改造和渗透，要求独立，拒绝在教会内开展反帝（梵蒂冈）爱国运动，
拒不参加官方的爱国组织，于是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子。龚品梅从1955年失去自由，
在一所关押五年，后判无期徒刑进市监狱，曾押送到外地劳改场改造过，在失去劳动力
后又押回到上海市监狱大刑犯一中队关押。龚主教在上海市监狱是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
特殊人物，因为西方基督世界特别是梵蒂冈长期关注他，一旦负面报导传到海外对中国
外交影响非常不利，所以他与一般犯人待遇不同，单独一人牢房，可以不参加小组学习
坐边上旁听。有段时期他生病，政府队长派了一个医务犯同住照顾他，这位犹大向队长
滙报，上下午两次小组犯人学毛选朗诵毛语录背最高指示，他却背圣经；犯人敬祝伟大
领袖万寿无疆，他却求上帝保佑大家；我们早请示晚滙报，他却早晚两次祈祷；我们唱
“北京有个金太阳”、“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他却哼“赞美主耶稣”、“感恩主
”。那时监狱鼓励互相告密立功减刑，政府得举报后认为他的行为是大逆不道，典型反
改造，是一种蔑视专政机关的挑战，一定要组织犯人彻底批斗他。新上任管教中队长不
相信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付不了一个顽固不化的宗教反革命犯人，精心布置批斗帮促
龚品梅。
我至今难忘这一幕，七十多岁的主教由犯人押着弯腰低着头，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
，听凭犯人对他“反动思想”的发言批判。我为他庆幸的是一中队的批斗会比较文雅，
因为参加者都是政治犯、长刑犯、老年人，加上一半是楼面组长。中队长叮嘱此人特殊
，不要动手，不搞体罚九十度，所以主教免除了皮肉之苦。如果换在我曾经历过的其它
中队，特别是刑事犯中队，主教的老命危险矣！几天的批斗“帮助”对他无动于衷，他
几乎成了哑巴，一句不答。那次市监管教干部亲自主持批斗会，凶狠指着主教说：“你
承认不承认是罪人？”他回答：“我是罪人，在坐所有人都是罪人，但我也是主的儿子
”。队长说：“放屁！你们是罪人，我是国家共产党干部。”主教抬头望着队长的脸，
仿佛在问：“难道你不是罪人吗？”队长又问他：“你为什么每天要祈祷？上帝能救你
吗？”主教说：“我在代祈祷，替大家求主宽诉”。队长挖苦他说：“谁要你代祈！你
是邪教头子！你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反革命，如果天国中真有上帝，你也就不会在这里了
”。队长得意问我们：“说得对不对”？犯人们一致回答：“对”。这时，我发觉主教
又抬头看着我们，那眼神充满了悲忧，却又那么慈祥，就像耶稣被捕后被门徒彼得否认
三次，望着彼得时的眼神一样。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我们这些政治犯屈服于无产阶级
专政，可主教“道成肉身”无所畏惧，显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对他起不到作用，他每
天依然做祷告。无奈之下管教队长下结论：龚品梅是市监狱所有犯人中最顽固不化的一
个，浑身上下里外都是毒素，只有把他当麻疯病人隔离起来。
记得在楼面放风时，我挤到主教身旁，趁边上无人悄悄地问他是否知道徐家汇天主教堂
的金修士。他惊奇地问我：是否双目失明的金林生修士？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说知
道金兄弟。我告诉他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与金修士共同生活了二年的情况，及金修士愈来
愈差的病躯，并说政府工作人员当我们面讲“只要金表态放弃信仰天主，马上保外释放
他”。龚主教坚定地回答：“休想！金兄弟宁肯死，也不会讲一句背叛天主的话。”后
来我知道，这也是龚主教三十年牢狱的誓言。
十三年牢狱之灾中我相遇到不少意志坚强、宁死不屈的政治犯，而最使我敬佩的就是那
些天主教、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他们大多数是神学院毕业的耶稣会知识分子。在我看来
，他们身上都有基督教义所倡导的美德：谦卑、温柔、忍耐，而几乎所有这类人都是“
道”成肉身，准备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年轻时始终搞不清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在地狱中
不屈不挠，他们躯体内注入的“道”是什么东西，具有这么样强的受难精神？后来，当
我接触到更多的基督教政治犯及读到《圣经》后才明白是天主的教诲、是耶稣的榜样、
是基督的精神支撑着他们。我后来才知道，解放后毛泽东对他们的打压就从来没有停止
过，并越演越烈。职业教士多数人长期在漫长的监狱和社会的管制监督中度过与被洗脑
，但政府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
1979年平反出狱后，我去徐家汇天主教堂打听一些在监狱相识的宗教人士，从一所活着
出来的一些神父那儿，得知金修士在上海第一看守所被关了六年，最后死在监狱里。而
龚品梅被关了三十年，1985年在国际压力下，中国政府宣布龚品梅承认错误被假释。令
人想不到的是，当时八十多岁的龚品梅拒绝出狱，拒绝在所谓“改造好提前释放”的证
明上签字。最后，政府把他放回徐家汇天主大教堂交爱国会看管。1987年，他因心脏病
被批准去美国医治。1991年梵蒂冈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在圣伯多禄大堂用最高规格接待和
欢迎他，并封他为枢机主教（即红衣主教，是教皇下的最高职称），许多西方国家首脑
和宗教领袖出席会议，长时间为他致敬！场面轰动基督世界。实际上，早在1979年龚品
梅还在狱中时梵蒂冈就已秘密任命他为枢机主教，梵蒂冈的这一举动在外交上与中国
深深结怨至今。2000年，九十八岁的龚品梅得胃癌在美国去世，迄今在基督世界享有盛
名。我在想：曼德拉为信仰，坐了二十年牢，出狱后被非洲黑人当伟人、称民族英雄。
龚主教同样为信仰，坐了三十年牢，基督世界同样给了他极高荣耀，但中国人给了他什
么？是否历史也应该还他一个公道？
我一直在思考：毛泽东为什么对宗教这么仇恨？特别是对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恨与怕甚至
远超过佛教和传统的儒家？关键就是一本书——“圣经”与“毛选”，一个人——“上
帝”与“毛泽东”。文革时毛泽东把宗教诬批为人民的鸦片，他让红卫兵大量焚烧《圣
经》等宗教书籍时，又强制中国百姓人人拿一本红宝书，还叫亿万人民把他当神供起来
。但他的红宝书能与《圣经》相比吗？和今天大批涌向教堂做礼拜读《圣经》的芸芸教
徒相比，现在还有谁手捧着红宝书呢？在我十三年监狱里接触到的天主教基督教徒们中
，发觉他们很少有一句“反党言行”，说白了，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只听天主、不听
毛泽东”；他们的反革命罪状就是向教徒“只宣传圣经、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在当
时的中国是大逆不道，是没有活路的！他们一直卑微地称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我却认为
他们是道德的化身。十三年中我在监狱与劳改农场极少见到过信仰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刑
事犯，却相遇不少因坚持信仰基督而坐牢的政治犯。我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平反
的冤假错案数量还少吗？公布出来的材料还不够荒唐吗？连新中国的奠造功臣国家主席
刘少奇都可以随便被诬陷连扣五顶“反革命帽子”而致于死地，拿一个梵蒂冈的使者开
刀，判他无期徒刑当然更无所谓。判龚品梅无期徒刑，目的就是警告中国所有信仰基督
的人——中国不允许有“天主”，只有大救星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梵蒂冈一
直没有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打击台湾外交，直到现在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二十来
个国家，差不多都是受梵蒂冈的宗教影响与支持，这也是新中国与梵蒂冈关系恶交不能
恢复正常邦交的原因之一，当然也与龚品梅、盲修士这些无数的天主教徒当年在大陆遭
遇的命运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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