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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发帖数: 6723 | 1 2018/11/09
09:21
https://new.qq.com/omn/author/5178949
第一财经
企鹅号
无论对古代的政府官员还是今天的历史学家，事情有时候都显得颇为古怪，千方百计给
老百姓直接的好处他们不要，偏要去“违法乱纪”。
衡州，即今天的湖南衡阳，清代是湖广行省辖下的一个府。在中国盐业千年官营的背景
下，衡州在清初属粤盐区，但刚好在粤盐区与淮盐区交界之地。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衡
州人吃粤盐，其实是舍近求远，盐从广州出发，要绕上一大圈。相比较而言，淮盐运到
衡州的成本反而更低，人们当然更愿意吃淮盐。而且与淮盐区盐税考核只到省一级不同
，粤盐区对官员的盐税考核是一直到县的。衡州盐商向粤盐区交的税达不到指标，县官
便强行摊派。百姓没钱，就只能强迫乡绅富户买盐或直接交钱。乡绅们很不服气，他们
以为，只要能把衡州归入淮盐区，就可以摆脱县官的纠缠了。
于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衡州的乡绅和读书人开始奔走呼吁，要把家乡划到淮盐区
，甚至隆冬正月跑到北京，直接向皇帝陈情，事情闹得很大。终于，到了康熙年间，朝
廷正式把衡州府从粤盐区划入淮盐区。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士绅们拼死拼活争取到了吃淮盐的“福利”，老百姓却不领情。没
过多久，人们又回过头去，吃起了从广东走私过来的盐。原本没有多少私盐的衡州府内
，自此开始私盐泛滥。
这件怪事，是黄国信在为写硕士论文而批阅史料的过程中发现的。从那时起，他就一直
想搞清楚，这个“大反转”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盐务类档案中，黄国信查到大量官府记录的食盐走私案。所有
案卷的叙事逻辑都一样：政府明令禁止走私，但这些人依然铤而走险，因此被严惩。这
样的“官样文章”无法带给他更多启发。
“当然也有一些关于官商勾结的陈述，但具体怎么勾结的？里头并没有细说。”而且档
案中记录的涉案官员大都是地方小官，甚至衙门兵丁，完全没有高层大官的踪迹。“官
商勾结，这是高中生都能得出的结论”，黄国信不满足于此。这位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以《市场如何形成：从清代食盐走私的经验事实出发》一书，瞄准更深层次的问题：当
时的国家权力是如何介入市场的。
盐商、总督和皇帝
从一份《潘氏家乘》（光绪刻本）中，黄国信找到了当年衡州府内淮盐粤盐之争的答案。
这部文献藏于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中收录的大量文稿，是嘉庆、道光年间一位大盐
商与亲友往来的私密信件。“对买卖私盐的事情，盐商一般不会自己记录下来，这样的
材料很难找。”
信件的主人叫潘进，广东最成功的盐商之一。衡州府的粤盐，很大一部分就是经他之手
走私的。“两广地区六个销盐地区，只有潘进所在那个区域是可以顺利上交税收的，其
他地方都欠税。”
按照明面上的规定，官府授予潘进的许可证，仅仅允许他在一个叫沙湾的地方卖盐。可
这个地方靠海很近，老百姓可以自己在家晒盐，市场上的盐卖不出去。潘进就开始想办
法，暗暗把生意做到粤北，也就是淮盐与粤盐的交界区。
潘进之所以能把走私生意越做越大，湖南粮储道李可蕃是个关键人物。在黄国信看来，
这两个人并不是基于简单利益交换的“官商勾结”。李可蕃是潘进同乡，又是他同学的
二哥，还曾有过相互帮衬的约定。从信中内容看，他们的关系很亲密。其中一段往来，
由黄国信转译成白话文：
“你现在湖南做粮储道了，应该再帮帮我的忙。五六年前，你曾经帮我们跟湖南的衡州
、永州、郴州的道台彭应燕打过招呼，让他尽量少干预我们在这个地方卖盐，效果很好
。现在你到湖南来了，能不能引荐我直接跟他们见面，我们可以把这个生意做得更大。
”潘进写信说。
李可蕃回信：“我早就想让你来了，我们以前不是约定过吗？我知道你很聪明，很有行
政才能，请你做我的幕僚。现在机会来了，我外放做粮储道了，你来帮我做幕僚吧。”
此后，潘进又回信了，大意是，他不能即刻去做幕僚，而是要先把手头的生意处理好。
通过李可蕃，广东商人潘进联络到许多湖南地方官。可湖南地方官为何会允许私盐进入
自己辖区，影响当地盐业收入？黄国信发现，问题可能出在政绩考核上。按照清朝的制
度，盐业好坏是直接影响官员政绩的。但在李可蕃所在的淮盐区，盐业考核只到省一级
。粤盐区则不同，业绩考核一直延伸到县。这意味着，湖南官员纵容私盐进入并不影响
考核，而另一边，粤盐区的两广官员也有了宽容粤盐走私的动力。
所以，潘进这样的盐商，其实能同时得到两边官员的支持。“有好几个两广总督，包括
蒋攸铦、阮元、邓廷桢等人，都是坚定地站在两广盐商的背后，努力把盐卖到湖南南部
去的。”
粤盐大量进入两淮盐区，影响了后者的盐税收入，这就引起了两地高级官员的尖锐对立
。黄国信梳理了很多材料，展现嘉道年间，淮盐区官员与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户部、
皇帝之间旷日持久、喋喋不休的争吵和磋商。经常是湖广官员联合户部一起找两广总督
理论，后者则找出各种理由推诿搪塞。
黄国信还发现，嘉庆、道光两位皇帝在这场纷争中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经常出
尔反尔。明明淮盐区更占理，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两淮反而被妥协掉了”。“这是
因为淮盐区面积大，人口多，经济也相对比较好。整体来说，税收问题不那么严重，盐
税上缴比较顺畅。朝廷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反正问题不大，亏一点就亏一点，把问题解
决算了。”
这就是当年衡州那次反转的原因。衡州隶属粤盐区时，在政绩考核压力下，官员对私盐
查得很紧，少有私盐案发生。而划归淮盐区后，两大盐区官员开始勾结盐商，纵容私盐
入侵。官盐比私盐价格高了几倍，而且到了清中期，从广州运出来的盐可以经由北江、
韶关再到衡州，路程缩短了很多，运输成本更低，老百姓当然都去买便宜得多的广东私
盐了。这些原因加起来，就造成了衡州府先是民怨沸腾后又私盐泛滥的局面。
表面上，两次争端围绕同一个问题：老百姓该吃哪里的盐。实际上，运作事情的人的动
机和行事逻辑完全不同。“前一件事是行政的事情，后一个则是市场原因，这两种逻辑
到了这个地方，就产生了矛盾。”
但在两边官员的讨价还价和皇帝的默许下，怪事就这样发生了。“皇帝对私盐不是不知
道，可行政到了一定层级，很多问题是没法一刀切的，在传统中国，只有这样才能让国
家持续运转。”
市场的逻辑
今天的佛山西樵镇村头村，是潘氏单姓村。始于家族崛起核心人物潘进的福荫，在这里
绵延了很久，民国时期，这里就出了数位政府高官，还有北京大学、岭南大学的教授。
多年前，黄国信到村头村考察时，就感觉这个村庄很开阔，环境好。村里规模最大的古
建筑，是潘氏大宗祠。宗祠始建于乾隆初年，雕梁画栋，青砖琉瓦，很是气派。尤其是
祠堂前竖着的象征家族荣耀的旗杆石，给黄国信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排一排，有很多
，一看这些，就知道这个家族出了很多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村庄很幽静，似乎没受多
少外来影响。村里很多事务都是族人在规划。在祠堂的修缮和周边环境的建设上，潘家
人花了很多心思。
对整理家史，他们也很热情。当年，黄国信刚进村，第一站就被带到宗祠，老远一看，
潘家人已在门口迎候了。在珠江三角洲，老百姓一般是不愿给外人看家族文献的。但潘
家的一位后人很慷慨地都拿出来给黄国信看，还讲了很多从祖辈那里听来的家史。
不过在黄国信所查阅、搜集到的盐商史料中，潘进其实是一个特例。“真正贩私的盐商
，那些没有得到官方许可的，还是会遭到很大的打击。”
《清史稿》就记录了道光年间大盐枭黄玉林的案例。这个私盐集团的首领，常年在江苏
水运要冲仪征贩卖私盐。他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走私船上“器械林立”，以致“辘护转
运，长江千里，呼吸相通，甚则劫掠屯船转江之官盐，每次以数百引计”。
黄玉林也不是没和官府打过交道，他曾收买了一些巡逻的兵丁，为他通风报信。“寻求
与官方的合作，是走私盐商最为典型且有效的行为方式，这反映了政府干预下市场的特
定形态。”但因为没能与上层人物达成合作，朝廷先是招安了黄玉林，最终又把他杀了。
古代中国大部分朝代，国家都对盐业实行垄断专营，宋代以后，盐税更成了仅次于田赋
的第二大财政收入。但从未有一个朝代能够彻底禁绝私盐。黄国信曾做过一项数据统计
，发现清廷按照人口发放的官盐额度是满足不了民众需求的，“也就是说，政府本身也
知道私盐无法禁止，会留出一些灵活的空间”。
在黄国信看来，“私盐贸易是观察中国传统市场最好的试验场”。《市场如何形成》一
书只有200页出头，仅仅包含一个具体案例，却抱着探明整个中国传统市场运作逻辑的
雄心。那个市场并非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的理性人市场，而更
类似于波兰尼提出的那种“社会关系和商品交易结合的体系”。“你不得不重视其中的
政治力量、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市场。”
不过他也坦言，“从历史学角度，这并不是一本很成熟的书，史料还不是很完整”。反
而是经济学者们给了这本书更好的评价。“要谈中国市场，还应该囊括米粮贸易、木材
贸易以及其他重要商品的贸易情况。时间上，也可以不局限于清代。这次的书稿交得还
是仓促了。如果将来有机会再版的话，我会把这些材料都加进去。”
对话黄国信
私盐既联系了市场，又跟政府有莫大的关系
第一财经：你说，私盐是理解中国传统经济的一个很好的试验场。为什么盐业会有这样
的特殊意义？
黄国信：我们传统的经济体系，政府是有很大干预的。政府要利用这个市场体系，所以
政府就成了市场的一极。但历史上，我们也的确有一个类似于“理性经济人”构成的市
场存在，这个市场也受到价格机制的调节。私盐恰好体现出这种两面性：一方面，它受
供需关系影响，有一定的市场意义；另一方面，只有有了政府的官盐，才有私盐存在，
私盐的价格甚至直接与官盐价格呈正相关关系，而且私盐直接受政府打击，其顺畅流通
，与官员之间有密切关系。私盐既联系了市场，又跟政府有莫大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是
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第一财经：你制作了一张《乾嘉年间广东地区官盐与私盐价格水平表》。其中记录了五
个地方的官私盐价格，相差非常悬殊。官盐最少比私盐贵两倍，最高差了近6倍。这部
分差价最终流向了哪里？
黄国信：差价来自高额税收和高额利润。在古代，盐税一直是国家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之
一。除了缴纳税收外，国家遇到灾荒或大庆，还需要盐商报效。盐商的税赋很重，但即
便如此，因为是垄断专营，所以还是能赚到不少钱。官盐价格当然要高出私盐很多。
第一财经：官盐和私盐之间，价格相差那么悬殊，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公开销售，不是很
容易被抓到吗？
黄国信：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来，我所用的数据，本身就是被官府抓到的案子。如果
不是被抓了，我们也看不到。第二，在清代乾隆年间，朝廷为了显示对百姓宽仁，规定
老百姓自己挑40斤以下的盐到市场上卖，不算走私。
在湖南，卖淮盐是合法的，但实际上淮盐产地距离衡州很远，相比而言，粤盐产地反而
更近，运输成本也更低。所以，粤盐在衡州就更便宜了。老百姓自己担着40斤粤盐在湖
南卖，是合法的。这时候，官盐、私盐很难辨别。
盐商大批量售卖私盐，当然是非法的。于是，有的盐商利用老百姓来销售，让他们每天
挑一点去卖。这些问题都使得整个盐业销售体系非常复杂。总之，私盐在市场上还是容
易买到的。
第一财经：如果容易买到，私盐又那么便宜，谁会选择官盐？
黄国信：刚刚说的有一个限定。私盐很容易被买到的区域，仅限于两个盐区交界处以及
产区周围，比如衡州。但是在武汉、南昌、长沙这样的淮盐中心区域，私盐比较难进入
，因为私盐运送成本非常高。还有一个容易产生私盐的地方，就是在盐产区周围。
第一财经：这本书不到10万字，可承载的问题很大，一开始就做了较长篇幅的文献综述
，谈到自亚当?斯密以来，很多学者对市场概念的阐释。你是在试图参与到他们的对话
中吗？
黄国信：我倾向于赞同波兰尼对市场的理解。亚当?斯密觉得市场就是一种供需关系，
是一种自发的秩序，不需要权力干预。确实，在西方资本主义初期，自由市场的确运行
得比较好。但是到了波兰尼时代，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家注意到市场运转的问
题。波兰尼看到了这些，就写了《大转型》。在这本书里，他写到了中国，把中国传统
时期的市场列为“再分配”型经济体系。这种市场不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
”调节的市场，更多是一种社会关系和商品交易结合在一起的体系。
关于中国传统市场，其实大家讨论得非常多了。以前就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比如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是建立在地主制经济基础上的自然经济，但是自然经济
里边包括一点商品经济的成分。大家觉得这里面有道理，但与史料描述也不完全符合。
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以后，市场就已经比较发达，尤其是司马迁告诉我们，中原市
场非常庞大。这一切，看上去和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由市场非常相似，把这种经济称作
“自然经济”，似乎也不容易被接受。
后来，美国学者赵冈直接把中国传统市场说成是商品经济，但这好像又到了另一个极端
。王毓铨则认为，中国传统的市场特征，是皇帝享有全国资源，然后交由他的代理人来
经营这些资源。它是一个权力控制的经济。王毓铨先生的说法和波兰尼是有相似之处的。
梁方仲先生则说，中国市场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在带动，就是贡赋。明中叶以后，贡赋
要求缴纳人上交货币，而不是实物，这就让老百姓不得不把自己生产的东西拿到市场上
售卖。梁先生讲的是国家权力如何影响了市场的运转。
这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中国传统市场从来不是亚当?斯密意义上的自由市场，它受到权
力的影响一直很大。但你也不能说它全部是由权力控制的，因为如果不是我们有一个已
经存在的市场体系，政府要农民交税，农民如何弄到货币呢？所以一个基于供需关系的
市场是存在的，只是这个市场受到权力影响非常大。而且，在时间上，你也无法区分是
先有了国家贡赋的要求，还是先产生市场。在我看来，这两者是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相
辅相成的。
《市场如何形成：从清代食盐走私的经验事实出发》
黄国信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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