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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发帖数: 4736 | 1 一、陕北救中央
毛泽东在“七大”期间评价陕北根据地时说：“没有陕北，那就下不得地”。“下不得
地”是长沙湘潭一带方言，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没有陕北，我们就不得了！
毛泽东所言极为确切。
1935年8月，长征中的党中央与四方面军张国涛在川北阿坝地区就北上南下难成共识，
党中央无奈中带着万余一方面军，过草地北上到达甘肃南部。但这时，面对着茫茫大西
北，革命的出路在那里？下一步该向何处去？大家都很茫然，谁心里也没有底。
真是命不该绝，党中央意外地在哈达铺拣到的报纸上看到了陕北根据地的消息，犹如夜
间迷航的舵手看到了港湾的灯塔，随即确定了前进目标。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
据地后，命运从此转机。
陕北根据地由原隶属陕西省委的陕甘边根据地和原隶属北方局的陕北根据地组成，1935
年2月建立了统一领导机构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两委建立后，战斗力大增，解放
了6座县城，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控制了陕甘三十个县，成为中国当年最强大的硕
果仅存的共产党根据地，正规红军、各县游击队及赤卫队的兵力发展到一万多人，粉碎
了敌人多次重兵围剿。
陕北根据地对中央和红军的重要性，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 解决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问题。
中央和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就像回到了家，得到了陕北党政军民无私支持和拥护
，得以休养生息，解决了生死存亡问题，从此转入了又一轮发展壮大期。
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的毛儿盖南召开“沙窝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
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案，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了在陕甘创造根据地的问题，要点
为：西北敌人力量薄弱；我们能在政治上物质上得到苏联的帮助；到了甘、青、宁后，
派一个支队去新疆；虽有困难，均可克服；要首先在甘肃建立根据地，后而立足西北；
把党中央放在这里，在这里领导西北革命。
当时作的这个决定，是看着地图作的，谁也没去过西北调研，对那个地区知之甚少，与
苏联也失去了联系，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认为只有往大西北希望最大，其它方
向困难更大。
现在来看，当时这个决定真是神了，它的基本方面后来都实现了。1935年9月过草地进
入甘南后，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发言说，向北发展只要能保留几百
个干部几千名战士，就是很大胜利了。果然，中央到陕北时，也就剩下五六千人。
但是，这个决定的实现，实在是因为有了个陕北根据地。没有陕北根据地，“沙窝会议
”的决定只能落空。没有陕北根据地，中央和中央红军进入甘南后，不论朝哪个方向去
，都是凶多吉少，希望渺茫。
若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去新疆向苏联靠拢，结局不会比后来的西路军好。在回民区无法
建立根据地，兵员物资只有消耗没有补充，中央红军几千步兵难以冲破回马骑兵的截杀
。1936年红军会宁会师后，中央实施“派一个支队去新疆”的设想，派四方面军一部二
万人西过黄河往新疆打，结果全军覆没。
往东是陕西关中汉中一带，那里有以逸待劳的二十多万中央军、西北军和东北军，中央
不会去以卵击石。
向北穿过宁夏或陕北进入内蒙，再向外蒙边界靠拢，路程有几千公里之遥，中间横隔大
沙漠，难以走通。
从陕北过黄河往山西发展，凭中央红军的实力难以成功。1936年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东
征山西，只能打些浮财不能立足就是例证。
中央红军可否在陕甘宁地区建立根据地而立足呢，成功率很低。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时
还有三万人，力量不算小，想在贵州建立根据地的意图尚不能实现，就是例证。甘宁是
回族势力区，汉人部队在少数民族地区过路都难，占领地盘则更难，西路军后来受中央
军委之命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很快失败也是例证。陕北是汉人区，但比较闭塞，要是
没有陕北党多年的宣传，突然从南方来了南蛮子队伍，说话听不懂，分田地老乡不敢要
，争取群众的难度远大过在南方。在这里待久了还要被关中二十万国民党大军追剿，没
有足够的时间扎下根。
更为严重的是，进入甘南后，兵员有减无补。从《彭德怀自述》知，中央红军自进入甘
南到陕北吴起镇这段时间，兵员减半。这一个月里，环境好了，也没打大仗，但脱离队
伍者大增。
据当年迎接中央的陕北干部回忆，中央到陕北时，仅剩五六千人。这点兵力，缺乏给养
弹药，还能经得起多久的消耗？
据还健在的亲眼见过中央红军到陕北的老人回忆，中央红军衣衫破烂，人又黑又瘦，懒
懒散散，像叫花子队伍。这虽不好听但很真实。
据知情者披露，1975年初，董必武的夫人贺连芝说：“在长征最困难时期（作者：应是
过了腊子口以后的时间），红军处在最危难关头，中央曾经有过一个想法：红军就地解
散，男的可以作苦工，给地主当长工；女的给富人当丫鬟，当佣人，做童养媳。但心里
要想着革命，一旦时局好转，再回来参加革命。‘四老’（指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
、徐特立）可以化妆在白区藏身。…幸好一张报纸扭转了情势，中央知道了在陕北还有
刘志丹领导的我党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才决定去陕北。”
贺连芝的话，说明了中央与中央红军虽与张国焘分道扬镳单独北上了，处境却比在阿坝
更艰难了，在南方人十分陌生的西北环境里，中央己作了最坏打算。如果没有发现那张
报纸，随着困难的增加，中央红军就会分散于民间，精简后的中央机关可能向苏联边境
游击而去。这样，北上情势就被张国焘言中，张国焘南下与中央北上的争论就会有另外
的历史结局。
实际上，中央红军藏兵于民也不是办法，国民党军队来清乡，说南方话的人瞒不过去。
显然，中央北上后的形势更加严峻了。但进入偌大的陕北根据地后，上述危难就消失了。
第二、 解决了中央与张国焘的路线之争，实现了四大红军会师。
中央与张国焘的北上南下路线之争，谁是正确的，在阿坝时确实不好判定，双方都有道
理，也都有不足。检验的标准，只能看谁解决了生存发展问题，用以后的实践来证明。
张国焘不服从中央决定和另立中央是错误的。但以他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他可以提出
与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这不能算作错误。
最终的结果是，北上的中央解决了生存发展问题，南下的红军遭受重挫不得已又向中央
靠拢。南下红军到陕甘后，张国焘分裂问题被顺利解决了。
解决张国焘问题的关健，是中央有了陕北根据地。
阿坝会师时，中央与陕西党联络己中断三年，大家都不知道陕北根据地的存在。否则，
两个方面军十万人上陕北，共产党的处境就好多了。
长期处在川北的张国焘对西北的了解应该比从江西来的中央多，他认为面对胡宗南、张
学良、杨虎城、马步芳四家大军，十万红军会被打成游击队，向苏蒙边界靠拢更是难以
实现。他熟悉四川，看不起战斗力差又不团结的川军，故想立足川西，夺取成都平原。
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也如此认为。
毛泽东等人认为南下是死路，一是刚从川西少数民族区过境而来，知道那里不可为，二
是深知从湘江边追到四川的中央军薛岳部的战斗力强，红军硬拚不过。张国焘对此无体
会，听不进中央意见，结果吃了大亏。
指挥南下红军作战的是红军最优秀的指挥员，有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第一
阶段占领成都西部山区时势如破竹，第二阶段推进到成都平原边缘时，遇到川军和薛岳
中央军的顽强抵抗和反扑，九万多红军折损了一半，也未能跨进成都平原。而川西少数
民族区又难以建立根据地，张国焘南下路线遭受重挫。此时中央却在陕北搞的风生水起
。在从苏联回到陕北的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巧妙劝说下，在中央的耐心劝导下，在朱德
等人的劝告下，张国焘不得不率军调头上陕北。
显然，没有陕北根据地的作用，北上后中央红军的命运不会比四方面军好。到达甘南的
红军不足万人，南下的红军九万多人，面对同等的严重局面，谁能支撑得更久些？
假如南下红军川西失败后不来陕北，他们可在川陕豫鄂边区广大地域回旋，寻找新的发
展空间。能征善战的南下红军在军阀割据环境里不会灭亡。
假如没有陕北根据地，中央北上后只能向苏蒙边境游击而去，只剩领导机关进入苏蒙。
贺龙率红二方面军与南下红军在川西汇合后，北上找中央的可能性很小，张国焘另立的
中央可能获会得一些红军将领的认可。两军会师后，南方的将领多过北上的将领。
还有一个事情可能发生。若中央在西北带着红军愈战愈小愈走愈偏，共产国际派来的联
络人寻找无果，自然会找到声势浩大的常上报纸的四方面军。这样，共产国际对中央的
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化，追究江西根据地和中央红军惨败的责任，在莫斯科人脉关系好的
张国焘中央反倒可能被共产国际承认。究竟谁代表正确路线，战争年代往往是靠实力和
成果说话的。如此，中共革命的历史就要重写了。
二、中央救陕北
“中央救陕北”也是事实。
在陕北根据地曲折发展的几年里，被北方局派回陕北工作的郭洪涛，戴着极左思想的眼
镜看待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他们多次向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写信，状告刘志丹
等人搞右倾路线。这导致了中央北方代表孔原派朱理治来陕北纠偏，上海临时中央局派
聂洪钧协助朱理治。朱理治本是白区河北省委代理书记，领导过二三十个地下党员，从
没搞过枪杆子和根据地。他来陕北后推行王明极左路线和政策，西北军委和工委认为不
符合陕北实际，不予执行并多方抵制，他怀恨在心，这是他后来搞肃反的原因之一。
1935年9月初，红25军在鄂豫皖和陕南失败后，由徐海东程子华戴季英带领来到陕北投
奔刘志丹。他们的到来，虽然壮大了红军力量，却将鄂豫皖的极左思想带来了，也将杨
虎城部警三旅党组织作为陕甘党通敌证据带来了，这成为朱理治搞肃反的原因之二。
1935年9月中旬，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在红25军领导支持下，以红25军为军事支持
，开始夺权与肃反。
一是成立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组成的北方局西北代表团，为西北最高领导机构。
二是撤销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和副主席高岗的职务，上海来的聂洪钧为军委主席。撤消
西北工委，使书记惠子俊，组织部长崔田夫、宣传部长张秀山失职。新成立陕甘晋省委
，北方局来的朱理治和郭洪涛任正副书记。
三是将陕北红26军、红27军与鄂豫皖红25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委由人马少
的刚来陕北的徐海东、程子华分别担任，人马比红25军多5倍的陕北红军领导刘志丹、
高岗却分别担任军政副职，并用红25军干部替换陕北红军的师长，刘、高完全失去了军
权。还调出陕北红军80挺机关枪和炮给红25军，削弱陕北红军的战斗力。
四是以右倾、通敌的罪名，依靠红25军力量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杨琪，
杨森、惠子俊、马文瑞、张达志等大批陕北干部分别诱捕关押。
陕北领导自认为光明磊落，愿接受党组织审查。但好心换来恶报，短短一月就有200多
名陕甘县、营以上干部被杀害，刘志丹等根据地级别领导也面临着被活埋的危险。
当年陕北领袖们威望高的很，只要他们振臂一呼，陕北军民会奋起把西北代表团赶出陕
北。但党性原则强，遵照下级服从上级的陕北领导只是据理力争。
正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侯，中央到达陕北，毛泽东紧急解救了陕北领导，制止了肃反。
按当时情况，若中央未来陕北，西北代表团要么杀害刘志丹等陕北领导，要么继续关押
。视刘志丹等陕北领导为救星的陕北军民，不会容忍西北代表团长期胡作非为。极具造
反精神，多次抵制了北方局错误领导的他们与极左派反目成仇会成为必然结果。刚来一
月仅1200人的红25军不占优势，西北代表团和红25军只能退出陕北。
还未被撤销职务的红27军84师陕北师长贺晋年当年见了杨尚昆时，亲口说：“中央要不
来，我们就要和红25军打起来了”。
当时陕北军民已对红25军失去信任，认为红25军是白军，是假扮红军来消灭陕北红军的
。陕北红军感到自已上当了，整连整排地脱离红十五军团，冲突不断。有人已在准备劫
狱救刘志丹。地方军政组织也回避红25军，不再配合支持他们。陕北两派红军内战一触
即发。可这一切皆因中央及时到来而避免。说中央救了陕北是事实，同时，中央也救了
红25军。
不要小看了居住在黄土高坡上的人民，他们虽然地处偏远，但文化并不落后，人虽然厚
道淳朴，却爱憎分明，敢作敢为。李自成能带着陕北子弟推翻了明朝，是有地域文化原
因的。中国北方十几个省，为什么只有陕北共产党员搞红了陕北，而其它省却搞不起来
，这也是有地域文化原因的。西北代表团搞肃反夺权，大概没想到仅靠说湖北话的红25
军，是控制不了陕北根据地和陕北军民的。
中央救陕北与陕北救中央，孰轻孰重？若刘志丹等领导被杀害，陕北军民为他们的200
多领导报仇，立足未稳失去人民的西北代表团和红25军退出陕北，陕北根据地还会继续
存在。当时陕北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已很成熟，崔田夫、贺晋年，马明方三位根据地级别
领导未被抓，他们威望也很高，他们仍能维持根据地的局面。若刘志丹等领导被继续关
押，等中央到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无论那种情况，中央及中央红军都能在陕北落脚。但是，如果陕北根据地不存在了，中
央及中央红军进入甘南后，前景就如前文所述。
三、确认陕北正确路线的曲折过程
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实行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与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的中央及南方根
据地有极大的不同。正是这些不同的路线，使得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的同时，陕北红军
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不执行中央极左路线，尽管把革命事业搞大了，却得不到一些中央领导的认可，陕北领
导们还要受委屈。
进入陕北苏区的毛泽东凭见闻和经验，判断陕北领导不是坏人，采取紧急措施救了他们
命。中央进驻瓦窑堡后对陕北肃反作了调查，周恩来也痛斥了戴季英。可惜，由于极左
思想仍然盘锯在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中央政治局对陕北路线与陕北肃反作出了不公正
的评价和决定。
1935年11月30日，中央以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名义，发了一个《关於戴季英聂鸿
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这个决议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过去在陕甘边区及红26军部队中有些负领导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
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派得以进行有针对的活动。”
“当时在地方党内在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历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
“但有些领导肃反工作的同志过分夸大了反革命的力量而对革命力量估计不足，在反革
命前表示恐慌，轻信犯人口供，把许多犯错误而没犯罪的同志逮捕起来，达成此地方党
和部队内的恐怖现象。”
“错误的主要责任应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
持肃反工作的聂鸿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
“特决议给他（指戴）以最后的警告，给聂鸿钧同志以严重警告。”
由于决议认定陕北领导犯了两方面的错误，但不是犯罪，因此对他们普遍降职使用。西
北军委主席刘志丹被降为由游击队收拢组建的编制1200人的红28军军长，戴着右倾的帽
子。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成了县委组织部长。陕甘边政府主席习仲勋被派去甘肃环县作
县长。西北工委组织部长崔田夫成了县级的瓦窑堡政府主席。西北军委副主席兼总政委
高岗被流放到内蒙三边地区打游击，只给他13个人马。红27军84师师长杨琪被降为团长
，红26军42师师长杨森被降为参谋长，等等。
由于决议认为肃反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故对肃反责任人的处分就很轻。
犯了那么大的罪过，聂洪钧和戴季英仅仅受个警告处分，不痛不痒，作作检讨就过去了。
杀人魔王戴季英双手沾滿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在鄂豫皖肃反中乱杀了很多无辜，走到陕
南时和红25军其他领导专门杀了上百个杨虎城部党员，毁灭了陕西党耗多年心血建立起
来的杨部党组织，刚到陕北他又杀的性起，200多干部被他捕杀。但是一年后，戴季英
去新四军任支队副司令。
由于错误的责任完全推给了执行者戴季英和聂洪钧，肃反的决策领导者朱理治，郭洪涛
和程子华被完全开脱，他们三人不降反升。
杀了那么多好干部的人不但无须偿命，还能升官，陕北干部自然不服，纷纷要求刘志丹
带头向中央申诉。但刘志丹忍辱负重，劝导大家服从中央决定，相信中央总会弄清是非
。几年以后，还有陕北干部对刘志丹女儿刘力贞说：“你爸爸什么都好，就是太让人了
，连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
到了1937年，对陕北肃反案情了解较多的中组部部长李维汉心里过意不去，他对毛泽东
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
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
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同意李维汉的看法，但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将陕北肃反案子
翻过来，那时极左路线在中央还有很大影响，总书记张闻天就很欣赏和重用朱理治和郭
洪涛。毛泽东在他权限范围内着手改善对陕北干部的使用，他首先把在陕北军民中威望
很高的高岗从内蒙调到中央军委重用，陕北其他干部的处境也从此慢慢好转。
到了1942年，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清算极左路线，已升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主持清算陕
北极左路线，毛泽东和朱德全力支持了高岗。本年底，中央发文《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
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确认了刘、高、习的正确
路线，批判了朱、郭、戴等人的罪恶，为刘志丹和陕北干部脱去了右倾帽子彻底平了反
，加重处分了朱、郭、戴等人。1943年，中央隆重重葬已牺牲七年的刘志丹，毛泽东等
中央领导题词颂扬刘志丹，规格之高前所未有。
四、悲壮的人生
1935年2月起的陕北领导班子为：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
书记惠子俊，代理书记崔田夫；组织部长崔田夫；宣传部长高岗、后张秀山；秘书长郭
洪涛。
委员：惠子俊、崔田夫、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马明方、郭洪涛、张秀山。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兼前敌总指挥刘志丹；副主席兼前敌总政委高岗。
委员：刘志丹、谢子长、高岗、杨琪、杨森、张秀山、张达志。
根据地政府：
陕甘边政府主席习仲勋；陕北省政府主席马明方。
两委领导成员共12人，他们个人的命运令人感叹。
谢子长在两委成立的当月去世。
其余11人，肃反时抓了9人，差点被活埋。死罪免后，10人被降职使用。
1936年春东征，陕北排名前三的军事将领全部阵亡。跟随刘志丹东征的时任团长的杨琪
先亡。3月9 日在绥德县岱王庙，我军将敌骑兵打跑后，正打扫战场，天已麻黑，突然
一声冷枪，将杨琪太阳穴打穿。
4月14日下午，在山西柳林县三交镇，刘志丹和中央保卫局干部及警卫员三人，在我方
阵地上方的山头上观察敌情，此处离敌地堡一千米，一颗子弹射穿了刘志丹的左胸，他
当场倒地身亡。
5月东征结束时，时任红30军参谋长的杨森，带少量兵力掩护大部队渡黄河返陕北，因
对岸没来船接应，杨森弹尽粮绝战死。
刘志丹的政治、军事、人品均属一流，深得陕北军民拥护爱戴。东征途中民众对出狱的
刘志丹的关爱言行，竟使见多识广的周恩来感动落泪。当时，陕北人知道张闻天毛泽东
的不多，但刘志丹的名字却如雷贯耳，歌唱刘志丹的民歌流传在黄土高坡。刘志丹和两
个师长（陕北正规红军只有两个师）意外阵亡，沉重打击了陕北军民的心灵。
惠子俊1943年病亡。
有7个委员有幸活到建国后，但党内斗争和极左路线使他们再遭劫难。
时任国家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高岗1954年在党内斗争中绝望自杀。
时任东北局副书记的张秀山1954年因高岗案被撒职劳改批斗26年。
时任副总理的习仲勋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事件被撒职劳改批斗16年。
时任省级领导的崔田夫文革中被迫害催残病亡。
时任省级领导的马明方文革中被批斗关押致死。
时任部级领导的郭洪涛在文革中受了冲击。
唯有张达志在在兰州军区司令任上躲过劫难。
还有三个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不能不提：
时任部级领导的刘志丹胞弟刘景范，这个当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62年因小说
事件被撤职关押14年。
曾任部级领导的当年陕西省委秘书长贾拓夫，既领导了陕甘边区革命，又从哈达铺起给
中央去陕北作向导，文革中被打死在首钢。
时任部级领导的马文瑞，这个当年的陕北省委秘书长，文革中被监护审查7年。
南方根据地领导干部们挨整，始于文革。而陕北的领导干部们挨整，却比别人早四年，
罪名也与别处的大不相同。1954年给高岗列举的问题之一，就是他将陕北与江西相提并
论。1962年的小说《刘志丹》，将陕北根据地写成愈战愈强，这使已神化了的毛泽东等
人难于接受。批判陕北干部的罪名是篡改历史，宣扬陕北救中央，为高岗翻案，企图篡
党夺权。
自小说刘志丹事件起，一般人弄不清“陕北救中央”是谁说的，长期以来视这句话为反
党言论，长期以来被用作打击陕北干部的棍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句话却出自毛泽
东之口。据张秀山等人回忆，是毛泽东在延安七大期间亲口所言，毛泽东说：“是中央
救了陕北，也是陕北救了中央”。
令人感到宽慰的是，十一届三中会后，陕北领导们除高岗外，都获得平反或重新安排了
工作。建党七十周年，回顾陕北党史，仍然感到异常沉重，陕北为什么能救中央，陕北
领导为什么多劫难，是什么思想什么路线反复祸害党，这是我们不能不思考、总结和防
范的。
作者： 马进
http://www.htqly.org/detail.aspx?DocumentId=243
主要参考资料：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张秀山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杨尚昆回忆录》，杨尚昆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版。
《郭洪涛回忆录》，郭洪涛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月版。
《宋任穷回忆录》，宋任穷著，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
《彭德怀自述，》彭德怀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聂洪钧回忆与文稿》，聂洪钧著，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党中央与张国涛斗争纪实》，刘统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
《刘志丹纪念文集》，文集编委会，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 g******t
发帖数: 18158 | 2 刘志丹，刘志军，老刘家志字辈的跟我党混没什么好果子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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