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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5-06/28/verList_1.htm
日期：2015-06-26 作者：陈文龙 来源：文汇报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五代十国全图[晋天福八年（943年）]
唐末五代北方割据政权首领李茂贞墓中彩绘浮雕：左图为二人轿子图
右图为胡人持节牵驼图。
五代初期北平国统治者王处直墓中彩绘浮雕散乐图
河北正定开元寺中的五代节度使安重荣巨碑残石及赑屃
五代契丹画家胡瓌《卓歇图》（局部）
后梁太祖朱温
后唐庄宗李存勖
五代：变乱中的新秩序
陈文龙
谈到五代，自然想到“乱世”一词，这个时代被看作是唐后期藩镇割据状态的继续
，并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五代历史的重要性早已引起学界的
充分关注，五代时期的地缘政治、中央集权制度的重建等议题成为讨论的重点，五代时
期的“内亚因素”也是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可以注意的面向。
907年朱温废唐，960年赵匡胤建宋，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
、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欧阳修《本论》中说：“前日五代之乱可谓极矣，
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
”谈到五代，自然想到“乱世”一词，这个时代被看作是唐后期藩镇割据状态的继续，
并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五代历史的重要性早已引起学界的充
分关注，五代时期的地缘政治、中央集权制度的重建等议题成为讨论的重点，本文即在
综括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文末附带提及五代时期的“内亚因素”及观察这一时期
政治文化可以注意的面向。
地缘政治对五代的全局影响
钱穆《国史大纲》总结了五代时期地域特色：西北地区（包括关中和甘陇）衰落，
洛阳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逐渐丧失，五个中原政权，仅后唐建都洛阳，其他均以开封为
首都，“中国社会的力量，逐渐退缩到东边来”。钱先生描述的这个现象，确实是五代
地缘政治的重要特点之一，五代时期，洛阳以西区域已丧失对中原王朝全局的影响力。
后梁贞明六年（920），梁将刘鄩进攻同州，朱友谦向晋王李存勖求助，晋王派李存审
等支援同州，李存审等渡河后，“选精甲二百，杂河中兵，直压刘鄩垒”，采用这种诱
敌之术，是因为当时存在“梁人素轻河中兵”的说法。唐朝还未灭亡时，河中府的地位
是非常重要的，朱温和李克用都努力争取拉拢河中府，进而控制长安之政局。天复元年
（901），朱温平河中，这对李克用是巨大打击，《旧五代史·武皇纪》说：“天子以
汴帅兼镇河中，武皇自是不复能援京师，霸业由是中否。”朱温从此获得“挟天子以令
诸侯”的资本。地理位置如此重要的河中府，兵力却如此寡弱。唐末五代初期，西北唯
一有影响力的李茂贞割据政权，战斗力同样没法与河南、河东集团相比。天复二年（
902）六月至十一月，朱温与李茂贞之间有一场恶战，最后的结果是朱温平定鄜州，“
茂贞既失鄜州之援，愕然有瓦解之惧，繇是议还警跸，诛阉寺以自赎焉”。次年正月，
李茂贞将唐昭宗从凤翔放还，朱温迎送昭宗至长安。洛阳以西地区武力的衰弱，反映了
这个地区政治号召力有限，可掌控的各类资源逐渐枯竭，以致无法组织和供养一支武力
强大的军队。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洛阳以西地区的衰落只是一个大的方向，某一地域的衰败除
了受客观自然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人为政策的因素更应成为关注的焦点。通过系统研究
敦煌《新集杂别纸》，吴丽娱、杨宝玉二位教授发现，后梁和后唐治国方略有很大不同
，后梁有效统治区域主要集中在河南地区，对河北只能实现笼络羁縻而已，并放弃对西
北地区的经营，更像一个藩镇政权，后梁是五个中原政权中区域最小的；后唐试图恢复
唐朝的政治规模，以洛阳为首都，恢复长安的都城（次都）地位，广大西北区域均纳入
政权的经营范围。
后梁、后唐以上治国策略的不同，与能否有效控制河北藩镇密切相关。唐代河北三
镇是魏博、成德、卢龙。唐末、后梁、后唐时期，魏博对政局的影响极大。朱温和李克
用都知晓魏博的重要战略意义，朱温在拉拢魏博节度使方面做得更为成功，拉拢的策略
不外乎恩威并施。大顺二年（891）正月，朱温五次打败魏军，“斩首万余级，罗弘信
惧，遣使持厚币请和。帝（指朱温）命止其焚掠而归其俘，弘信繇是感悦而听命焉”。
为了防止罗弘信投向敌方阵营，朱温在罗弘信面前表现得谦卑至极，“每岁时赂遗，必
卑辞厚礼，弘信每有答贶，太祖必对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有倍年之长，
兄弟之国，安得以常邻遇之。’故弘信以为厚己”。稳住魏博地区，朱温从中获得丰厚
回报。第一，魏博财力雄厚，能给朱温军队提供补给。第二，避免直接面对幽州刘仁恭
向南进攻的力量。光化二年（898），即罗弘信子罗绍威担任魏博节度使的第二年，“
刘仁恭大举蕃汉兵号十万以伐魏”，朱温亲自出征援助魏博镇，“三月，与燕军战于内
黄北，燕军大败，杀二万余众，夺马二千余匹，擒都将单无敌已下七十余人”。第三，
有效阻止李克用对郓州、兖州的支援，朱温于897年先后平定郓州朱瑄和兖州朱瑾；903
年，平王师范，得青、登、莱、淄、棣州。朱温向西边发展也很顺利，901年平河中。
乾宁三年（896），罗弘信定下的“与河东绝，专志于汴”的策略，某种程度上决定了
梁强、晋弱的局面。
天复三年二月，唐昭宗以朱温为宣武（领汴、宋、亳）、宣义（领滑、郑、颍）、
天平（领郓、曹、濮）、护国（领河中府、晋、绛、慈、隰）等军节度使，四镇大部分
区域都在河南，朱温以四镇为基础，创建帝业。后梁政权长期处于强敌环绕之中，需时
时防范河东和河北藩镇的进攻，自然无力对付西北的李茂贞政权。后梁改唐朝首都长安
为大安府，大安府实际只是后梁的一个边州。
后唐政权的核心统治区与后梁完全不同。河东道是晋国李氏集团的起家之地。贞明
元年（915），因后梁欲割魏博为两镇，魏州军队发生叛乱，并向晋王李存勖求援。李
存勖入魏州，杀叛乱首领张彦，将张彦手下的魏博牙军银枪效节军收编为帐前银枪。以
魏博为新的根据地，晋国在贞明二年已能较好控制河北地区：“于是河北皆入于晋，惟
黎阳为梁守。”923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后直接袭击后梁首都开封，后梁灭亡。李
氏河东集团一直打着效忠唐朝的旗号，李存勖当皇帝时，恢复了若干唐朝制度，以洛阳
为首都、长安为西都，即是恢复唐朝制度的重要一环。后唐立国形势远优于后梁，已经
不存在后梁时期那样强敌四面环绕的局面，后唐的建立对周边藩镇威慑很大，《北梦琐
言》称：“后庄宗过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惧。”江陵高季昌“单骑入觐”；李茂贞也
向后唐臣服：“及庄宗平梁，茂贞自为季父，以书贺之。及闻庄宗入洛，惧不自安，方
上表称臣，寻遣其子继曮来朝。”后梁建立时，周边藩镇的态度与此完全不同：907年
后梁建立，西川王建派遣使者劝李克用“各王一方”；921年，淮南杨溥、西川王衍劝
李存勖“嗣唐帝位”。后唐统治的区域更广，对周边藩镇的威慑力自然强大，庄宗试图
恢复唐朝统治格局，扩大对关中和河西地区的经营，沙州曹氏归义军实现了对中原王朝
的朝贡。庄宗发动灭蜀战争的具体动因已难以追究了，受良好形势的鼓舞应是原因之一
。同光三年（925），李继岌、郭崇韬、康延孝等帅大军灭前蜀，“自兴师凡七十五日
而蜀平”。唐明宗即位后，孟知祥再次割据两川地区。明宗以后，后唐的地域格局基本
稳定，并为此后朝代所沿袭。大的变动有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及后周世宗在开疆
扩土方面的新成绩。
五代时期制度的重要变化
以上地缘政治方面的变化，带来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很多制度的变化，必须从地缘
政治角度来解释。下面重点谈下五代时期制度发生的重要变化。
竺沙雅章称后梁政权“充满革新精神”，这个说法可从政治制度方面得到印证。后
梁统治区域虽然不广，但对河南地区的统治却非常牢固。对河南藩镇的控制主要采取了
三方面的措施：中央除授藩镇幕僚，以武臣为知州和“刺史得以专达”，分割势力雄厚
的藩镇。后唐同光二年（924）八月，中书门下上奏建议，除节度副使、两使判官由中
央除授外，其他幕职“并任本道、本州各当辟举”。奏议中提到：幕职官“爰自伪梁，
颇乖斯义，皆从除授，以佐藩宣”。后梁时期，实现了辖区内藩镇幕僚由中央除授的做
法，这无疑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开平四年（910）五月，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去
世，次子罗周翰继位，朱温强化了对魏博的控制，当年九月下诏：魏博诸州“并依河南
诸州例，刺史得以专达”。后梁末帝时期，赵岩为租庸使，“直以租庸帖调发诸州，不
关观察”。藩镇割据的重要基础之一，是牢牢控制本藩镇下辖的州府。“刺史得以专达
”，削弱了藩镇对支州的控制。这个措施在河南地区的实施效果应当不错，在魏博地区
实行的效果不会太好，不过朝廷以此为手段加强对魏博地区控制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刺史得以专达”能够实现，与“武臣知州”有密切联系。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
施之一，是以文臣为知州。宋太祖曾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
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随便翻检唐末至宋初的史料，武臣知州的弊病数不胜数。即
使如此，仍要看到，武臣知州曾对强化中央集权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后梁统治区域内
的一些州府，特别是边州，或新攻下来的州，很容易受到敌对势力的攻击，由武臣担任
这些州府的最高长官，自然有利于中央对州府的控制。另外，节度使一般是武将，拥有
自己的武装力量。如果支州长官为文臣，就无法摆脱节度使的控制，武臣知州却能做到
这一点。武臣知州到底发挥怎样的作用，要看所处的时代，时代不同，需要解决的时代
问题发生变化，对同一事物的评价会是截然不同的。对强藩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是很
容易想到的削藩措施。唐朝昭义军辖泽、潞、邢、洺、磁五州，开平二年六月，割邢、
洺、磁三州为保义军；唐护国军领河中、晋、绛、慈、隰五州，开平四年四月升晋州为
定昌军节度，“以绛、沁二州隶之”。分割藩镇的做法也给后梁带来统治危机，末帝贞
明元年，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去世，末帝听信赵岩等人的建议，分割魏博为两镇，魏军发
动叛乱并投降晋国，后梁政权的衰弱肇始于此。后梁统治时期，河南地区没有发生大的
叛乱，这是后梁统治的成就之一。
后梁制度另一重大变化是，以皇帝担任节度使时期的幕僚广泛充任内职，从而实现
皇帝对朝政的控制，中央政权可看作藩镇体制的扩大版。关于“内职”，以前的理解有
点狭隘，将内职等同于内诸司使。《宋史·职官志序》云：“枢密、宣徽、三司使副、
学士、诸司而下，谓之‘内职’。”这个定义适用于五代时期，《旧五代史·职官志》
专设“内职”条目，涵盖枢密使、三司等财政使职、诸学士。后梁建立，以唐故相张文
蔚、杨涉、原御史大夫薛贻矩为宰相，这样便于减小官僚对后梁政权的抵触；可朱温不
可能完全信任唐朝故臣。开平元年（907）四月新设崇政院，以敬翔为知院事，五月“
甲午，诏废枢密院，其职事皆入于崇政院”，敬翔担任院使。敬翔在朱温幕府时，朱温
“军谋政术，一以咨之”，后梁建立，朱温专为敬翔设立一个新机构崇政院，是很好理
解的。崇政院在唐朝枢密院“承受表奏”职能基础上，获得了“备顾问、参谋议”的职
能。崇政院无疑是后梁政事、军事的核心决策结构，而它的设立更多是受藩镇体制的影
响。后梁财政管理亦有新的使职设立，《新五代史·梁家人传·博王友文传》云：“太
祖即位，以故所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征赋，置建昌宫总之，以友文为使，封
博王。”而在朱温为节度使时期，四镇财政由从事裴迪主管，“委四镇租赋、兵籍、帑
廪、官吏、狱讼、赏罚、经费、运漕，事无巨细，皆得专之”。学者业已指出，宰相仍
是后梁最高行政长官，后梁也维持着唐末以来宰相分判财政三司的体制。崇政院和建昌
宫设立的意义仍是巨大的，它将制度导入一个新的变化方向，节度使体制因素不断加入
王朝政治结构中，便于皇帝有效掌握王朝的各种权力。
内职、禁军官职及藩镇长官、刺史等，可看作一个大类型职官，这些职官基本由皇
帝的亲信充任。段凝的例子最具代表性。据《旧五代史·段凝传》，段凝是朱温的心腹
，他的妹妹为“梁祖美人”，他担任的官职包括东头供奉官、左威卫大将军、怀州刺史
、郑州刺史，梁末帝时期充任北面招讨副使，统领禁军作战。皇帝心腹担任内诸司使、
外出担任刺史节度使、任禁军统帅，所任官职均在大类型职官之内。王赓武指出，五代
时期虽被称为“武人政治”的时代，但这些官员的权力并不是依赖于武力，而是因为他
们的“内职”身份。由亲信担任内职，赋予内职中央和地方行政、军事、财政实权，后
梁开创的新做法，一直沿袭至北宋初期，皇帝权力的强化与内职的广泛存在紧密相关。
后唐庄宗时期，不少制度实际出现了倒退。比如，藩镇僚佐，除节度副使、两使判
官由中央除授外，其他幕职“并任本道、本州各当辟举”，这就是一个倒退。把倒退的
原因完全归为庄宗一味效仿唐制，实际情形不完全是如此。后梁对藩镇的牢固控制仅局
限于河南道，要将新的制度在更广阔的区域推广，自然会出现打折扣的情况。牢固控制
一个地区，和将藩镇僚佐除授权收归中央，两者是互为因果的，而且只有实现了对一个
地区的牢固控制，才能收归僚佐除授权。而对河北道的控制出现实质性强化，直到后唐
明宗时期才实现，实现的过程充满血腥和暴力。唐明宗即位，与魏军叛乱有直接的联系
，而庄宗之成败均由魏博牙军。《通鉴》卷二七五云：“初，庄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
军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晖、张破败之乱亦由之。”明宗目睹两次魏博牙军叛乱，深知
魏博牙军的厉害，即位后，解除魏博牙军的消极影响提上日程。天成二年三月，以皇子
从荣出镇邺都；十二月，从荣移镇太原，明宗以女婿石敬瑭代替从荣；长兴二年，以皇
子从厚代替石敬瑭。魏博的权力牢牢掌握在明宗家族和亲信手里。天成二年，朝廷调龙
晊帅邺都奉节等九指挥三千五百人，戍沧州芦台军以备契丹，想藉此收到备边和弱化魏
州牙军的双重功效。此举再次引起军变，朝廷采取了强力镇压措施。《通鉴》卷二七五
：“夏四月庚寅，敕卢台乱兵在营家属并全门处斩。敕至邺都，阖九指挥之门，驱三千
五百家凡万余人于石灰窑，悉斩之，永济渠为之变赤。”胡三省注云：“自帝即位已来
，汴州张谏之乱、滑州于可洪之乱，以至卢台之乱，凡乱兵皆夷其家。”在明宗时代，
彻底解决了河北藩镇割据的牙军和世袭强藩问题，河北人在官僚队伍中的比重迅速提升。
此前讨论藩镇问题时，都认为宋初才解决唐后期以来河北强藩割据局面。由于对五
代史研究的深入，这个认识需要更新。毫无疑问，割据因素的彻底解除是在宋初；但那
些最难应付的割据问题，在五代后唐时期就已经解决了。唐明宗之后，基本可以认为，
藩镇已经失去了足以影响朝廷政局的能量；河东太原是唯一的例外，这里是“沙陀三王
朝”的共同起家之地，明宗的削藩政策没有在太原推广，以至于此后重要历史事件均和
河东节度使有关，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在即位前都当过河东节度使；北汉以太原为
中心，成为十国中唯一一个北方割据政权，直到宋太宗时期，才彻底平定太原的割据势
力。
从后唐中央官制，可以看到宋代制度的雏形。后梁崇政使只能宣旨，经过宰相机构
才能向下发送文书。乾化二年（912）六月，“帝命敬翔出友珪为莱州刺史，即令之官
。已宣旨，未行敕”。敬翔为崇政使，只有宣旨的权限，而“敕”的形成必须经由宰相
。到了后唐时期，枢密使的权力走出内朝，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对掌文武大政的“二府制
”开始出现。清泰二年（935）七月，宰臣卢文纪等上疏称：“臣等谬处台衡，奉行制
敕，但缘事理，互有区分。军戎不在于职司，钱谷非关于局分，苟陈异见，即类侵官。
”宰相和枢密使分掌行政和军事大权，三司也在明宗长兴年间有了相对独立的职任。枢
密使权力走出内朝，和枢密使的内职属性并不矛盾，枢密使和三司使均属内职。后唐枢
密使，一般由皇帝担任节度使时的中门使充任。李绍宏曾为中门使，庄宗即位后，“张
居翰与（郭）崇韬并为枢密使，绍宏失望，乃以为宣徽使。绍宏以己合当枢密任，常郁
郁，侧目于崇韬。崇韬知其慊也，乃置内勾之目，令天下钱谷簿书悉委裁遣”。中门使
是节度使最亲密的僚佐，中门使升任枢密使，也是节度使体制扩大为国家体制的固定路
径。后唐多以宰相兼枢密使，权臣盛行，庄宗时期的郭崇韬、明宗时期的安重诲都是权
势熏天的人物。后晋时期，一度罢废枢密院和翰林学士院，限制内职权力扩张的倾向明
显。
唐明宗对中央禁军的整顿，一直是大家关心的议题。经过改编后的侍卫司，在政权
权力中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唐末帝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赵岩对末帝说：“成败在
招讨杨令公之手。”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对中央政局有决定性影响。唐明宗打击河北藩镇
、整顿禁军，此后帝位传承受禁军统帅的影响更大。石敬瑭虽是以河东节度使身份当上
皇帝，保证他成功的两大重要因素：一是契丹的援助，二是后唐禁军统帅杨光远的投降
。后周郭威、宋赵匡胤都曾当过禁军首领，然后登上皇位。从最高权力传承角度讲，后
唐明宗时期是一个变革，此前皇位传承主要受藩镇力量的影响，此后取决于禁军的向背。
当前与后晋有关的研究都离不开契丹因素，需要适当关注后晋政权内部发生的变化
。在一些有影响力的事件中，文臣身影更为频繁地出现。桑维翰曾为河阳节度使石敬瑭
的掌书记，此后一直跟随石敬瑭，后晋建立后以宰相兼枢密使。桑维翰和此前由幕僚升
为内职的途径稍有区别，桑维翰是后唐同光时期的进士，他的父亲桑拱为张全义的客将
。桑拱曾带领桑维翰去见张全义，“其父教之趋阶，王（指齐王张全义）曰：‘不可，
既应举便是贡士。’以客礼见。王一见，奇之，礼待颇厚”。科举进士出身的幕僚，和
节度使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私臣”的关系，而含有更多“公”的成分。桑维翰以宰
相兼枢密使，和后唐时期的权臣郭崇韬、安重诲是有区别的，后晋更强调宰相公职兼领
枢密职务，是中书门下机构权力的扩张，而非相反。石敬瑭依靠契丹力量即位，为了笼
络地方节度使，对勋臣百般优待。天福七年（942），张彦泽杀死从事张式，手段残忍
至极：“决口割心，断手足而死之”。此事在当时造成极大震撼，“式父铎诣阙诉冤，
谏议大夫郑受益曹国珍、尚书刑部郎中李涛张麟、员外郎麻麟王禧伏閤上疏，论彦泽杀
式之冤”，后来只给予张彦泽“削阶降爵”的处罚，“国珍等复与御史中丞王易简率三
院御史诣閤门连疏论之，不报”。文臣的反抗并未奏效，但文臣集体发声行为本身就值
得关注。朱温大杀清流之士，此后文臣大多避事不言事，后晋的这次事件象征着一次转
折。大概正因为文臣力量开始成为朝廷中的显性力量，后汉时期出现了很多极端贬斥文
人的言语，比如史弘肇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
！”
出于对宋朝历史渊源的重视，后周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历来受人重视。
后周以“周”为国号，可能是想效仿周朝能在制礼作乐方面有所贡献。宦官张承业反对
李存勖自己当皇帝，理由之一是：“王若化家为国，新立庙朝，不可乖于制度，制礼作
乐，未见其人。”后周确实在制礼作乐方面的创举颇多，编纂礼书和法律大典、重定律
历等。后周之前，世俗首都和神圣首都一直是分离的。政治首都一般在开封，但宗庙祭
祀和南郊祭天，需要到洛阳进行。当时普遍继承了唐朝的观念，洛阳才是天下的中心。
后周重新定位天下中心，在开封修建宗庙，世俗和神圣首都开始合二为一。
五代政权中的内亚因素
内亚因素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最近的热门话题。在五代政权中，不少内亚因素值
得关注。陈寅恪将安史之乱后的河北地区描述为深受胡化影响的区域，最近的研究已经
修正了陈先生的这个说法，长安、洛阳核心区域的文化对河北地区的影响是很深的。不
过，河北地区受到内亚因素影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河北地区节度使“父死子继、兄终
弟及”的继承模式，可能就和内亚因素有关。后梁朱温想传位于养子朱友文；朱友珪杀
朱温自立，朱友贞又杀友珪即位，帝位传承极为混乱，可能受到了河北节度使继承模式
的影响。后唐、后晋、后汉统治者出自沙陀，三个政权受到内亚因素影响是毫无疑问的
。明显的证据有两点：一是兄终弟及继承观念和模式的流行，二是妇女在政治、社会领
域较有权势。李克用去世，李存勖继位，李存勖的叔叔李克宁打算用武力夺取王位，“
兄终弟及，古今旧事”是李存颢劝李克宁发动政变的重要理由。李嗣源为李克用养子，
他即位时说到：“兄亡帝绍，于义何嫌。”唐明宗后期，明宗儿子和养子为争夺帝位斗
争激烈。后晋石敬瑭去世后，少帝重贵为石敬瑭侄子。妇女在政治上的地位较高，可举
的例子更多。李克用夫人刘氏，多次帮助李克用走出困境。李存勖当皇帝之后，以自己
的生母曹氏为太后，以李克用原配刘氏为太妃，这种册封模式与华夏传统有别。曹氏在
政治上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917年，李存勖和张承业之间起了冲突，曹氏出面
训导李存勖，并亲自向张承业道歉。李存勖的夫人刘氏，亦是权势熏天的人物，当时“
皇太后行诰命，皇后刘氏行教命”。刘皇后有自己的私人财库，下教令杀权臣郭崇韬。
在唐庄宗末年，还有刘皇后“已行弑逆，帝已晏驾”的谣言。唐明宗时期，安重诲被杀
后，“王贵妃用事”。唐末帝即将即位时，冯道说：“潞王与主上（即末帝与闵帝），
皆太后之子，或废或立，当从教令，安得不禀策母后，率尔而行！”唐末帝时期，“用
后族”。除后妃之外，一般官僚家庭的妇女在政治上也颇为活跃。张万进为“突厥南鄙
人”，后晋高祖时期担任彰义军节度使，“既沉湎无节，唯妇言是用，其妻与幕吏张光
载干预公政”。五代时期，赐姓的做法非常流行，这是否可看作内亚因素，还需要更全
面的考察。
思考五代时期的内亚因素，不是赶时髦，而是为了发现和解决新问题。以上被认为
与内亚因素有关的史实，将各个事件孤立起来看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但将上述史实综合
起来考虑，其意义就突显出来了。五代时期存在一个庞大的“内职”群体，这个群体与
皇帝个人间有亲密的私人关系，掌管着国家军事、财政、起草王言等方面的大权，并被
派往各地执行使命。最近，川本方昭在一次访谈中提出，汉代的郎官与北魏的内朝、辽
金时期的“著帐官制度”、元代的怯薛、清代的“辖”，性质是相同的；类似古代社会
“质子”制度的反复出现，“这一现象蕴含着前近代中华帝国的本质特征”；隋唐中国
再归于一统的强大动力看不出是中国社会本身产生出来的，“不得不承认，这是胡族所
具有的以骑马为中心的军事力量所带来的”。川本氏提到古代中国长期存在的同质制度
，应该加上五代时期的“内职”。宋朝再统一、中央集权制度重建的动力来自哪里？是
否可以沿着以上理路来思考？“质子”制度的引入，给解释五代时期的诸多现象提供了
便利。后梁和后唐统治集团，分别出自长期对峙的两个敌对阵营，后唐取代后梁，并未
出现大规模杀戮降将的事件，相反，后唐建立后获得赐姓的，多是后梁降将，而对后唐
建立有较大功勋的降将，还会予以特别的任用，典型的例子是后唐对康延孝的重用。后
梁、后唐对峙时期，梁朝将领康延孝叛逃，给后唐带来梁朝军事布局的重要情报，后唐
迅速向开封进攻，进而消灭后梁。此后，康延孝赐姓名曰李绍琛，并在后唐灭蜀战争中
获得重用。
有趣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争论激烈的正统和德运问题，也出现在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时期的正统之争，要清理两个层面的史实：一是如何认识本朝和唐朝以及前朝的关
系；二是是否承认前朝的末代皇帝。朱温废唐建梁，后唐建立者以唐朝继任者自居，将
后梁纳入“伪”朝。朱温的帝业或许还能得到一定的认可，后唐是绝对不承认梁末帝的
，后晋对唐末帝、后汉对晋少帝均采取否认的立场。后唐时期建立的正统观，在后周时
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显德元年（954）正月规定，“今后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为伪
朝、伪主”；显德三年，还准备修纂“元凶友珪”、梁末帝、前废帝应顺帝、后废帝清
泰主等时期的实录。后周开始承认后梁，主要是因为当时朝廷更看重周、南唐之间的竞
争，南唐也是以唐朝继承者自居；承认后梁，也就是承认后梁革命的意义：唐早被后梁
消灭了，世间早已无唐。历史书写中的“起元”问题也在五代时期出现。天成四年（
929），监修国史赵凤提出：“伏以凡关纂述，务合品题，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云实
录，追尊册号之帝，约文只可纪年。”同年十一月，“史馆上新修懿祖、献祖、太祖纪
年录共二十卷，《庄宗实录》三十卷”。李存勖称帝之前，李氏集团一直采用唐昭宗“
天祐”年号。唐明宗时期议修实录，沿用了李氏集团的历史观，承认李克用的功业，但
不给予李克用帝王待遇。而在《旧五代史》中，李克用是入本纪的，这一认识不是宋初
修史者的有意改动，而是五代后期的新认识。
谈到五代历史，不得不提唐宋变革论。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假说，是无法简单
予以否定的；一些批判唐宋变革说的论著，实际是对这一学说的肯定，因为批判者思考
问题的视角全部来自这个学说。承认唐宋变革论的意义，但不意味着我们今天必须再重
复讲述唐宋变革论的老故事。需要深入解读史料，提出和解决更多新的问题。2014年，
王赓武的名著《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一书翻译出版，该书直面五代时期的重
大问题，通过精细的研究给出作者的答案，读后畅快淋漓。近年五代史研究的成果颇为
丰硕，但取得的成绩多较为零碎，少有宏观的综合性研究，这无疑是一个遗憾。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讲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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